我們正進入AI 的帝國主義競賽？DeepMind CEO 與AI領袖們的警世對談

人工智慧的發展將如何重塑人類社會？在日益加速的 AI 技術發展中，科技領袖、專家和政策制定者正急於理解其影響範圍，並為這場科技革命制定規則。近期在紐約市舉辦的 TIME100 峰會上，三位 AI 領域的頂尖人物就這一關鍵話題展開了深入辯論，引發業界關注。

Google DeepMind 共同創辦人兼執行長 Demis Hassabis、人工智慧學者兼 USC Annenberg 研究教授 Kate Crawford，以及 Booking Holdings 執行長 Glenn Fogel 齊聚一堂，在《時代》雜誌執行編輯 Nikhil Kumar 的主持下，共同探討 AI 的發展前景與挑戰。這場對話不僅揭示了業界對 AI 未來的不同願景，也展現了技術進步與社會責任之間的複雜平衡。

AGI 爭論：迫在眉睫還是分散注意力？

人工通用智慧（AGI）的發展時程成為辯論焦點。Demis Hassabis 提出了令人矚目的預測，表示 AGI 有 50% 的機率將在未來五到十年內實現。

「我們一直將 AGI 視為能夠展現人類所有認知能力的系統，」Hassabis 解釋道。「人類大腦是宇宙中唯一一個我們所知的通用智慧例子，所以如果一個系統能夠展現從創造力到推理等所有高級能力，理論上可能就有了一個完全通用的系統。」

然而，Kate Crawford 對 AGI 的討論提出了尖銳質疑。「我認為 AGI 是一種讓人分心的議題，」她直言，「它已成為一個行銷術語。沒有明確的基準來判斷何時達到 AGI。」

Crawford 進一步指出了 AGI 討論的局限性，「這是一個陷阱，好像有一個終點線，一旦越過，一切就停止了。事實上，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正在創造真正有益於所有人的 AI 系統？」

兩位專家的對立觀點揭示了 AI 界內部對於發展方向的分歧。Hassabis 堅持科學探索的重要性，同時也承認需要關注 AI 的社會影響；而 Crawford 則呼籲將焦點從純技術目標轉向更廣泛的社會效益。

AI 與科學突破：從 AlphaFold 到未來展望

討論中，Hassabis 特別強調了 AI 在科學研究領域的革命性應用，以 DeepMind 的 AlphaFold 為例。

「AlphaFold 解決了生物學界 50 年的重大挑戰——蛋白質摺疊問題，」Hassabis 表示，「這是一個根本性的突破，現在全球有超過兩百萬研究人員在他們極其重要的研究中使用 AlphaFold。」

他預測這只是開始，「我希望十年後回顧時，這不僅是一個孤立的突破，而是一個幾乎新文藝復興或新黃金時代的開端，AI 將幫助世界上最優秀的科學家和專家更快地取得進步與突破。」

這些突破可能包括疾病治療、氣候變化解決方案、新材料發現，以及加速核融合等技術發展。Hassabis 的願景展現了 AI 作為科學加速器的巨大潛力，可能解決人類面臨的一些最緊迫挑戰。

AI 發展的隱藏成本：環境與社會影響

儘管 AI 技術進步令人振奮，Crawford 提醒與會者關注其背後的巨大成本。「我們正在見證一個規模空前的行星級基礎設施的建立，這無疑是我們作為一個物種所建造的最資本密集的事物，」她警告道，「它消耗的能源、水資源和礦物比我們建造的任何事物都多。」

Crawford 指出當前 AI 系統消耗的能源相當於「日本國家的能源消耗量」，呼籲業界關注可持續發展問題。她強調，技術進步需要與環境和社會成本的考量並行，「我們應該拓展我們真正的目標是什麼，以及如何重新調整以符合對人類和地球真正有益的優先事項。」

另一個關鍵問題是 AI 對就業市場的影響。Booking Holdings 的 Glenn Fogel 坦承，「效率是個有趣的詞彙，尤其是當你開始因為不再需要人力而讓人離職時。現在我可以使用算法代替，這對股東有利，整體上也可能是全球宏觀經濟的效率，但個人卻因此受到傷害。」

這種坦率的評估揭示了 AI 發展的雙面性，同時促使人們思考如何在技術進步和社會保障之間取得平衡。

全球 AI 治理的挑戰與前景

隨著 AI 技術的快速演進，監管和治理問題變得尤為關鍵。Glenn Fogel 指出了全球性協調的困難，「作為一家在全球 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運營的公司，各地設立自己的規則或指南使得國際公司很難應對所有的變化。」

他打了一個生動的比喻，「想像一下，如果航空業中每個機場對跑道標識有不同的想法會怎樣？幸運的是，有一個國際規則，世界上每條跑道的標識方式都一樣。但我們的 AI 系統卻面臨著各地規則不一的情況。」

Kate Crawford 則指出國際協作的退步，「在過去 12 個月中，我們看到了國際視野的真正崩塌。我們開始看到幾乎是向一種國家願景的退卻——盡可能快地建立自己的帝國，不要考慮其他人。這非常危險。」

她特別提到美國的情況，「我們已經失去了我們在 AI 上的一些保障措施，它們都在第二屆川普政府的前 100 天內被抹去了。我們需要思考什麼是更嚴格、更持久和更國際化的願景，而不是由單一世界領導人驅動。」

Hassabis 補充道，AI 技術本身的快速發展使得監管更加困難，「問題在於技術本身仍在如此快速地發展。它不像飛機或飛行那樣處於靜態狀態，在那種情況下你可以有十年或更長時間的穩定期，然後政府可以理解並制定一些良好的長期規則。」

重塑 AI 研究的優先事項

討論的最後部分轉向了 AI 研究的未來方向。Crawford 表達了對公共研究資金縮減的擔憂，「我們正在見證Vannevar Bush科技政策的終結（Bush主導創立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是小羅斯福總統的科技顧問、二戰時領導美國「科學研發辦公室」（OSRD）），這一願景是政府、產業和大學部門共同合作創造最非凡的技術創新。美國從中受益已超過 70 年，但現在正看到一個急劇的停止和從公共資助科學的思考的退卻。」

她呼籲社會各界重新思考如何保護知識和科學的發展，「所有參與此次活動的公司都受益於公共研究，而現在它已被削減。我們必須開始思考，如果不是自上而下的話，我們作為一個社會如何達到我們關心的目標。對我來說，這意味著它必須是自下而上的。」

Hassabis 也強調了國際合作的重要性，「與更廣泛的社會、公民社會、產業、學術界和政府共同努力，我認為我們必須繼續努力推動進步。」

消費者的力量與未來願景

在談到普通人如何影響 AI 發展時，Hassabis 提出了一個實用建議，「當這些系統部署在更多日常產品和助手中時，每個人都可以作為消費者行使選擇權，使用資本主義的獎勵函數，從你認為對 AI 部署負責任並以有益方式使用它的公司或組織購買服務。」

Fogel 則從商業角度強調了維護消費者信任的重要性，「公司擁有的是品牌價值和信任。你相信那個合作夥伴，那個客戶，你相信我們一起可以創造持久的東西，而我們不是試圖欺騙你。」

三位專家最終在責任發展 AI 的必要性上達成了共識。Hassabis 表示：「『快速行動，打破常規』的口號雖然創造了很多進步和有趣的產品，但對於像 AI 這樣的變革性技術，我不認為這是正確的方法。」

Crawford 則呼籲重新定義成功，「我們應該問的是，我們何時能建立對所有人都有益的 AI？」